今年是中科院建院60周年，中科院的成立是中國科學史上的一個裏程碑。當時，共和國剛剛成立、戰爭的硝煙還沒有完全散去，百廢待舉、百業待興。共和國的奠基人就高瞻遠矚，著手組建中國科學院。因為他們懂得一個道理，就是要擺脫長期以來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不再落後挨打，使中華民族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必須依靠科學技術。

　　從新中國成立起，我國的科技事業就開始奠基，並和共和國一起發展、騰飛。60年來，黨和政府始終把科技擺在重要戰略地位。從“向科學進軍”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從“科教興國”到“建設創新型國家”，我們獨立自主地建立起現代科學技術體係，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科技發展道路。“兩彈一星”奠定了中國尖端科技基礎和大國地位；陸相成油理論甩掉了中國“貧油國”的帽子；雜交水稻成為滿足中國糧食需求和促進世界穀物生產的“金鑰匙”；載人航天成功實現了中國人的“飛天”夢想。我們在許多重要科研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有影響的科技大國和經濟大國。曆史告訴我們，科學技術決定民族興衰和國家命運。

　　世界200多年的工業化曆程，僅使不到10億人口的發達國家實現了現代化，但資源和生態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再也不能延續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是現代化的永恒主題，人類文明進步呼喚著可持續發展和新科技革命，中國麵臨重大機遇和嚴峻挑戰。我們要依靠科學技術實現中國可持續發展，依靠科學技術形成少投入、多產出的生產方式和少排放、多利用的消費模式，走出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讓中國這塊美麗古老的土地，成為炎黃子孫世代繁衍生息的綠洲和樂園！

　　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短期的困難和長期的矛盾交織在一起，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任務越來越艱巨，資源環境的製約越來越突出，國際經濟和科技競爭的壓力越來越大。隻有加快體製創新和科技創新，我們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因此，在經濟積極向好的趨勢得以鞏固的時候，應該而且必須開始考慮長遠的事情。長遠的事情是什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科技和教育。要使中國真正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須有強大的科學技術力量，有一支富於創新的人才隊伍，這是中國發展的後勁之所在、力量之所在。

　　怎樣推動中國經濟在更長時期內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盡快走上創新驅動、內生增長的軌道，是我最近一個時期重點調研和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我覺得，戰略決策、科技創新、領軍人才和產業化這四個方麵的儲備決定著未來。我們已經作出並將繼續完善戰略部署。製定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把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戰略目標，把可持續發展作為戰略方向，把爭奪經濟科技製高點作為戰略重點，逐步使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這些前瞻性、戰略性和全局性安排，體現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我國科技發展戰略方針。

　　科學選擇戰略性新興產業非常關鍵。選對了就能跨越發展，選錯了將會貽誤時機。戰略性新興產業必須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具有市場需求前景，具備資源能耗低、帶動係數大、就業機會多、綜合效益好的特征。目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最大困難，就是外部需求急劇減少，而且將來在相當長的時間也很難恢複到危機之前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產業就暴露出產能過剩問題，而且其中一些產業又沒有掌握核心和關鍵技術。麵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重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時要在最有基礎、最有條件的領域突破核心和關鍵技術。選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科學依據是什麼？最重要的有三條：一是產品要有穩定並有發展前景的市場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經濟技術效益；三是要能帶動一批產業的興起。

　　今天在座的都是科技工作者。這裏，我想緬懷兩位最近去世的科學家：一位是錢學森先生，一位是貝時璋先生，他們都是我國科學界的傑出代表。

　　我希望老一代科學家像錢老和貝老一樣，繼續在重點科技攻關和創新領域發揮關鍵作用，善於發現和培養青年才俊；青年科學家要繼承發揚老一代科學家獻身祖國的高尚品質和甘於寂寞的奉獻精神。隻有大批青年科學家不斷成長起來，站在前輩的肩膀上攀登新的科技高峰，中國的科技事業才能興旺發達，後繼有人。

　　中國的現代化是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變革。科學技術是推動這場變革的重要原動力。隻要用現代科學技術武裝起來，中國這艘巨輪就能產生無盡的力量，任何人都阻擋不了我們前進的步伐。我堅信，中國科技一定能夠支撐和引領我們偉大的祖國實現現代化宏偉目標，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能夠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